到外地上大学：异地环境能让孩子一夜成熟吗

　　海涛今年参加高考，这两天妈妈正和他商量是否要报个外地的大学。海涛当然愿意暂时离开这个温暖得发腻的家，过几天自由自在的生活。妈妈的想法则比海涛“深远”得多。

　　海涛两三岁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他和妈妈。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海涛虽然缺少了父爱，但是却得到了妈妈、外公外婆数倍于父爱的溺爱。海涛的妈妈很早就意识到过多的爱护对海涛的成长没有好处，但是一直都没能狠下心。海涛要上大学了，妈妈认为让海涛锻炼的机会终于来了。

　　有海涛妈妈这样想法的家长不算太少，尤其是一些独生子女家长，平时对孩子百般溺爱，眼见着孩子就要走上社会了，才想起来温室的花朵是很难经历风雨的，于是纷纷把孩子送到外地、送到军校、送到香港，甚至送到国外，他们坚定地认为环境一定能打造人。可是，现实却在无情地告诉这些家长：不顾情况地放鸽子更像一场赌博。

　　大学纷纷成立“大一工作委员会”

　　“锻炼”一厢情愿孩子无法适应

　　方煜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做了学生工作，“现在新生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了”，方煜说，不少新生到校后首先表现出生活自理能力差，刚开学就把从家里带来的一个学期的钱全部花光，有的学生旷课出去玩儿、泡网吧，“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大一新生现象”。　　

　　方煜介绍，他曾经接触过一个大一新生，家里对他管得很严，高中3年很少出门游玩，除了学习以外家里人也从不让他做任何家务。到了大学，这个孩子像脱缰的野马，不学习也不愿意上课，结果一个学期下来4门课不及格，花光了家里带来的钱。因为不敢告诉家里人，向同学借的钱也还不上，所以心理压力极大，最后导致无法正常学习生活，只好休学。

　　曾经在一所高校负责学生工作的管理学博士狄涛介绍，“大一新生现象”在不少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这与家长的教育不当是分不开的”，狄涛说，人的成长是个连续的过程，自理和自立能力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养成过程的，家长没对孩子进行相应的教育，幻想他们进入大学后就能在一夜之间成熟，“家长的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是一种赌博”。　　孩子对家长的这种做法也很难适应。

　　小汪毕业于北京市的一所著名中学，考上了炙手可热的香港理工大学。仅仅3个月过后，他就拎着行李回家了。

　　到香港之前，小汪的爸爸妈妈把准备的重点都放在了带什么衣服、选什么零食上了，根本没帮小汪做什么心理准备。

　　这可是小汪18年来第一次出远门。他的父母也认为这是锻炼小汪的一个绝好机会。

　　在香港度过的3个月，对小汪来说，真是太漫长了。生活习惯的不适应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香港的青年人一直成长在一种宽松独立的环境中，而小汪却是从小上奥校，业余时间忙于各种文艺体育考级，初中和高中都拼命啃书本，没有一点自己时间和空间的应试“高手”，如何与人沟通、如何独立完成学业成了让小汪最头疼的事情。经过3个月的苦苦挣扎，小汪最终败下阵来。

　　“很多家长对孩子中学阶段的管理是非正常的，层层包围、过度保护，再加上极大的学习压力，孩子的施展空间极小。到了大学，孩子似乎一下子到了一个真空环境，这种压力的明显不对称让他们无所适从。”狄涛说。

　　据了解，现在部分高校专门成立了“大一工作委员会”，有的学校则采用多配备辅导员的办法。

　　像尘土一样游走在外国

　　留学垃圾还是有用之材

　　一些家长的想法更加离谱，他们看到影视作品中，在国内娇生惯养的孩子一出国就变成另一个人，自强自立了。于是，他们觉得这是锻炼孩子的好机会，反正不在跟前，孩子受苦自己眼不见心不烦，干脆把孩子扔到国外等他改头换面。

　　“这些家长没弄明白让孩子留学的真正含义”，曾经在澳大利亚留学、现在一家留学咨询公司工作的孙仅说，几年前自己就是这样到了国外，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后便开始迷茫：“我像一粒尘土一样在澳大利亚的大街上游走着”，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不知道今后会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来澳大利亚的意义是什么。“不想学习、不想上课，甚至不想活着，一切变得没有意义。”孙仅说。

　　“我和父母当时就是没有想清楚出国留学的意义是什么”，孙仅说，以为只要出去了，自然就有收获，至少可以锻炼生活能力，“跑这么远如果仅锻炼了生活能力实在有些不合算”。

　　由于当时没有想清楚出国的目的，很多留学生只能停留在学校里不停地上学。

　　靖雯在美国已经15个年头了，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路读下来，“在别人眼中我是个有追求的年轻人，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之所以一直在上学是害怕走出校门”，已经40岁出头的她对自己今后的人生很困惑。

　　孙仅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想清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毅然回到中国，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些人则没那么幸运。

　　与靖雯类似，林怡从18岁就离开中国到了日本，为了生存她白天上课晚上洗盘子、在饭馆拉胡琴，还做过“陪酒”，有的同来的女孩子已经在给别人做情妇，“我从不敢把这些告诉父母”，林怡说。

　　可能是没能很好地分配打工和上学的时间，林怡在日本并没有上完大学。

　　去年，已经在日本6年的林怡回到北京，“这些年的留学生涯，没有达到妈妈送我出国时的预想效果”，林怡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留学，不是每个人镀了金就能成为人才”。

　　让林怡更加郁闷的是，北京的生活她也很难再适应，“虽然不知道再上路会是什么结果，但我无法面对每次出去找工作父母充满期望的眼神和无功而返后他们满是失望的眼神”。林怡现在又踏上了留学新加坡的旅途。

　　大学并不是孩子成长的终点

　　“现在很多家长是不合格的”，狄涛博士说，虽然父母是随着孩子的出生就自然拥有的一种称谓，但是很多家长其实没有学会如何当家长。

　　孩子小的时候没能正确地引导孩子，“这就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种下了危险的种子”，狄涛说。当孩子在学校出现问题时，一些家长一味地认为是高校的教育出现了问题，没有反省自己。“一些父母的行为则更不能理解”，狄涛介绍，当他们发现把孩子放到一个独立的环境中进行锻炼而不成功时，便又把孩子拉回到了从前的状态，有些家长辞掉了工作给孩子做起了陪读。

　　据方煜介绍，他们学校周围的租房市场一向很走俏，“家长陪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方煜说。“那些把大学当成锻炼孩子战场的家长，其实并没有从孩子的终身成长角度来培养孩子”，狄涛说，这样的家长把上大学看做了孩子成长的终点，因此他们会千方百计为了这个目标做准备，不少家长把孩子进入大学当做自己父母责任的结束。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全面发展的观点”，狄涛建议，在这个前提下家长就不会过分强调孩子的分数，更加注重孩子良好习惯的培养，这样，教育才会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家长不能忽略自己是教育者的角色，不能把自己应尽的责任扔给学校，“大学不是锻炼孩子的战场，大学也不是保险箱”，狄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