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手抄本”助我上清华

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

　　1977年，我21岁，是河北省张家口市邮电局的一名工人，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班，月收入20元。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未来会怎么样，谁也想不清。按照长辈们的经历，我自己的未来是很清楚的：再过一年就出徒，两年后达到一生的“顶点”——二级工，每月挣36元，一直到老。由于我喜好无线电，还时常帮邻居朋友修收音机，日子比其他同龄人稍微丰富一点。

　　1977年10月，报纸刊登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全社会一下子沸腾了，考试上大学，这可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于是，我和很多年轻人报了名，准备考试。那时候什么复习资料也没有，一位好心的同事从家里给我找来一本让耗子咬坏了的“文革”前的高中数学书。尽管每页都缺一块，但我也当宝贝看。还有人找到些“文革”前的高考题，也是用复写纸抄出来的“手抄本”，由于抄拓的次数过多，有些字都认不出来了。

　　考试结束后一个多月，我收到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单位炸开了锅。可是大家都不明白“工程物理”是学什么的，都猜是盖房子的。

　　1978年3月，我到清华大学报到，成了著名的“77级”的一员，据说当年全国平均录取率不到5%。我们班里最大的同学32岁，最小的还不到16岁。大家对上大学的机会非常珍惜，怀着对生活、对社会、对整个国家的美好愿景，发奋苦读，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养料。

　　当时学校图书资料匮乏，图书馆仅有的几本微积分习题集都被借走了，我们便拐弯抹角地找到借书人，约好时间，在他还书时，马上借过来。以后全班同学轮流续借，一个学期里，这本习题集没出过我们班。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每天往返在教室、食堂、宿舍之间，晚上在教室看书看到半夜。老师们很感动，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学校担心学生身体劳累，强制教室晚上9点熄灯，就连唯一一个号称“不夜城”的主楼3区208教室，后来也关了。为了督促学生锻炼身体，学校每天下午4点准时广播，大喇叭震天响，没法看书就只能去运动了。

　　1988年10月，我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设计并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实验工业CT系统，开创了我国工业CT的新研究领域。2000年，我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4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回想起来，在清华学习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多的时期，我得到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塑造，终生学习和探索的能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爱国奉献”的传统，“行胜于言”的校风，都成为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